Lucia

今年五月在紐約舉辦的美國書展上，小說家卡勒德‧胡賽尼受邀發表演說，談論新作《燦爛千陽》。有別於《追風箏的孩子》著墨男性社會中的父子情誼，這次他探討的是阿富汗長期受壓迫和暴力手段對待的女性經驗。 在阿富汗傳統父權社會下，女性在很年輕時就被許配婚約，幾乎是種變相的買賣，婚後妻子完全屬於丈夫，外出皆須配戴布卡，不得與其他男性交談。丈夫可以任意毒打施虐，女性毫無尊嚴或地位。


布卡下的沉默身影

演說中，胡賽尼引用上世紀初阿富汗王后莎拉雅之語：「不要以為建設國家只需要男人，女人也必須盡一份心力。」這段話在近一個世紀後的現在仍然適用。事實上阿富汗在二十世紀初即有過女權運動，以喀布爾為中心的君王政權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穿戴布卡，建立女子醫院，甚至從歐洲聘來老師教導年輕女性。然而傳統守舊勢力過於龐大，推動改革的國王最後被迫流亡，終老他鄉。

「阿富汗女性所遭受的性別暴力，是當今世界上仍未解決的極不公義之事。」胡賽尼在演說中指出：「若她們的基本人權不受尊重，又無法參與建設工作，則重建阿富汗勢必徒勞無功。」

他的靈感源於四年前的返鄉之旅，胡賽尼在喀布爾見證或聽聞女性同胞所承受的無數苦難，目睹許多埋藏在布卡之下的沉默身影，決定寫一個以兩代母女為主題的故事。他以男性作家身份寫女性故事，又得承受《追風箏的孩子》走紅後的盛名和期待，新作怎麼寫都很難討好。

事實證明，胡賽尼的成功並不僥倖。《燦爛千陽》上市三天印量就突破百萬，書評一致稱讚成就超過前作，注定要成為今年美國最賣座的文學小說。加上《追風箏的孩子》電影將於年底上映，2007 或可稱為「胡賽尼年」。

中東問題書寫，獲得主流認同

胡賽尼寫阿富汗女性苦難絕非首例，但他確實觸及了中東社會的一個核心問題。《燦爛千陽》所引起的熱烈迴響，也不應單純視為暢銷奇蹟或出版操作，而是證明這幾年來西方或中東作家關切頻繁的重點得到主流認同。

隨著美軍佔領阿富汗，大批西方媒體或民間組織進入喀布爾，生產出立場或許偏頗、經驗卻貨真價實的書寫。這些記實文學可沒有《追風箏的孩子》中的美國夢，而是立場各異的批判火力猛烈放送。

與《追風箏》同期在西方世界走紅的是《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網路與書），挪威女記者奧斯娜‧塞厄斯塔根據親身經歷描寫喀布爾書商蘇爾坦一方面窮究心力保護書籍免被政府焚燒，對待家人的方式卻極其自私。

塞厄斯塔揭露了阿富汗家庭的權力關係，在她之後，女性議題專家安‧瓊斯則在《誰殺了喀布爾女人？》（馬可孛羅）書中，對西方入侵阿富汗做出最嚴厲的指控。2003 年，她與其他在阿富汗的聯合國義工不敢置信地看著福斯新聞報導美國「對阿戰爭勝利」，號稱完全擊敗神學士政權，所有的阿富汗女性都得到「解放」，軍事設施也被徹底摧毀。可是這群志工在當地所見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她筆下呈現的世界令人心驚：被社會驅逐的人、戰爭寡婦、娼妓、逃亡的兒童新娘，95% 的阿富汗女性飽受暴力侵害，她們被任意買賣、毆打、強暴，甚至被自己的血親出賣。西方男性記者的選擇性報導更成為主力幫兇，使她們在官方文獻中幾乎不存在。 曝光可能衍生出悲劇
相較之下，比《燦爛千陽》早一個月出版的《喀布爾美容學校》顯然要討喜得多：這本回憶錄用罕見的喜劇筆法，記錄美髮師黛波拉‧羅德里茲（Deborah Rodriguez）參加志工團體前往阿富汗救災，進而發揮「專業」，回美國募得一萬箱化妝品，在喀布爾成立美容學校的非凡經過。學校終因文化差異、資金問題和政治力介入而被迫關閉（反對理由之一是「學校裡笑聲太大」），但也更積極見證了阿富汗女性堅韌的生存力。

這是個太適合好萊塢的故事，電影拍攝權也很快被哥倫比亞簽下。可是光鮮亮麗的新聞底下，仍流動著一股致命暗潮：英國版的《喀布爾美容學校》收錄了多幅女學生的照片，將面容示人對阿富汗女子來說是天大禁忌，相貌曝光可能為她們引來殺身之禍，出版社只好緊急要求二十餘國的海外版本刪除附錄。西方文化與阿富汗傳統的斡旋，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另一個好萊塢衍生出的悲劇，則與《追風箏的孩子》電影有關。該片在新疆喀什噶爾拍攝，但兩位主角則是製片遠赴喀布爾，從兩千多名男童中選出。他們並沒有嚐到一夕走紅的明星夢，反而因為劇中的強暴劇情而擔心從此無地自容，兩人的父母還因此失業。

《燦爛千陽》的原始書名是「夢迴鐵達尼號之城」，指的正是「鐵」片在喀布爾公映的那年夏天，所有人都瘋狂愛上這部電影，即使有宵禁也管不住居民走私影帶、偷偷重複觀賞，各種「鐵達尼號」商品更是應運而出，走紅程度幾近超現實。電影裡的世界畢竟遙遠，和喀布爾的現實相去甚多。 阿富汗女性的原鄉經驗
除了西方外來者的書寫，流亡異邦的阿富汗女子也在胡賽尼之後，紛紛將原鄉經驗化諸文字，試圖讓世界更清楚聽見。

1978 年出生於阿富汗的瑪素達‧蘇妲（Masuda Sultan）五歲時與家人逃往美國，定居紐約。她的回憶錄《故鄉的戰火》開頭是這樣的：「十六歲那年，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我的新丈夫。爸媽在我勉強同意之後，為我安排了一樁婚事，嫁給長我十四歲的醫師。」

歷經三年掙扎，她終於簽字離婚，這件事在紐約的阿富汗社群造成震撼。後來瑪素達毅然完成大學學業，取得哈佛公共管理碩士，但也始終對自己背離穆斯林傳統感到愧疚，同時對記憶中的祖國滿懷好奇。

911 事件爆發後，馬素達回到阿富汗，發現十九名親戚死於美軍的侵略行動，也迫使她正視兩個衝突的本我。返美之後，她開始為穆斯林女性的權益奔走，以未滿三十歲少齡，當上「阿富汗女性互助會」執行理事長。她代表的是年輕一代的穆斯林聲音。

中生代的瑪荷芭‧拉維（Mahboba Rawi）在學生時期就帶頭抗議蘇聯入侵，被迫逃離阿富汗，最後在澳洲定居。痛失愛子的她收拾心緒，開設英語課程協助其他阿富汗移民，後來更創辦了「母親的許諾」機構，專門將食物、醫藥和希望送往祖國，自己也認養三十五名孩童。去年底，澳洲藍燈書屋出版她的回憶錄《母親的許諾》，台灣也已經有中譯本（大可）。

伊朗女性書寫成為下一波焦點

在阿富汗持續成為讀者關注焦點的同時，另一批伊朗女性作家正要崛起。不同於西方人積極參與的阿富汗書寫，她們都是如假包換的伊朗女兒，出生於六零年代，或多或少經歷過何梅尼的恐怖統治，流亡之後以異鄉異客的身份書寫祖國。

早在 2003 年，阿颯兒‧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時報）和瑪贊‧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長大》（香港三聯）就已經掀起了第一次伊朗女性書寫熱。今年則先後有馬麗娜‧妮瑪（Marina Nemat）死裡逃生的回憶錄《德黑蘭的囚徒》，安妮塔‧阿米瑞華妮（Anita Amirrezvani）費時多年寫成的波斯織毯工史詩《花之血》還有南加大教授吉娜‧妮海（Gina B. Nahai）關注德黑蘭猶太社群的最新長篇小說《裡海之雨》。

從 911 事件到美軍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至今，美國讀者對阿富汗、乃至於對其他中東國家的回教徒，從出於愛國情操的盲目憎恨，逐漸轉為將心比心的同情式瞭解。深具自省能力的知識份子屢屢著書批判，具備原鄉經驗的中東女子也不斷在西方發聲。和解之路固然遙遠，至少發言權不再流於單方面。中東女性的長年苦難，應會提供更多的書寫可能。


（本文轉載自灰鷹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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