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中梵關係中，可扮「斟茶遞水」角色
Published by Lucia under Religion on 7/14/2007在一個題為「中梵關係的前景」座談會上，主講嘉賓認為澳門在中梵關係方面可發揮其特有的角色作用。本身是天主教教友的立法議員吳國昌以「斟茶遞水」來譬喻澳門的平台角色作用；寶血會梁潔芬修女認為，澳門天主教會是作為「橋樑教會」的一個軟性角色。
澳門天主教友協進會屬下的澳門觀察報於７／７舉行「中梵關係的前景」座談會，邀請對中梵關係有研究的學者出席討論，並就中梵關係對本澳天主教會的影響做探討。出席嘉賓包括：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林瑞祺、耶穌會呂晶器神父、寶血會修女梁潔芬及立法議員吳國昌。
吳國昌在發言時認為，在中梵關係的問題上，澳門最好少出聲。然而他相信在中梵將來發展上，澳門會有一個微妙的角色作用，他譬喻這是「斟茶遞水」的角色。中國正在演變，當中國加入，其實是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大潮，同時極權會逐漸消失，只仍會保持極權手段。他相信隨著中國改變了，需要進行對人的重建工作，而這方面正是教會應做的愛德工作，亦由此，他預期未來中梵關係應會朝著融解方向發展。
本身是教授的梁修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中梵關係上，澳門教會是做一個很軟的角色，不是硬的角色，是作為「橋樑教會」的一個軟性角色。香港陳日君樞機同內地撐得很硬，香港人想上去幫忙教會工作是困難得多；而澳門教會同內地關係好，所以就比較容易做一些工作，亦由此有不少修會都是來澳門展開對內地的工作，澳門與香港兩個教會是「白無常與黑無常」，一軟一硬的角色，目的都是為了教會。
呂晶器神父在座談會上表示，現時澳門每年有兩千萬人次的遊客，其中一千萬人次是來自於內地，他們會去大三巴順路參觀玫瑰堂或其他聖堂，教友應做義工主動向遊客介紹教堂文化與歷史，這樣既可做有利本澳旅遊之事，亦可傳遞訊息讓遊客對天主教有清晰認識。
就教宗本篤十六世於六月三十日致中國天主教教友的公開信，林瑞祺認為這封信不是為中梵建交的外交事務，目的是為中國教友。
至於中梵未來建交的可能性，梁修女認為這是中國對本身內政信心的問題。不過她亦相信終會有建交的一天，教宗在牧函李已經表明了梵蒂岡無意侵犯中國政權。另一方面，在中國對人的重建工作上，梁修女相信教會是可以與中國政府合作，因為對人的社會道德價值重建，教會是可以做得到的。
摘錄自《華僑報》http://www.vakiodaily.com/index.php?tn=viewer&ncid=1&nid=122121&dt=20070708&la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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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教會
Published by Lucia under Religion on 7/01/2007＊本文摘錄於2007年5月27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徒信＊
近五十年來，中國公教團體經歷了極其曲折的歲月，走過了艱難而痛苦的歷程。不僅在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還構成了其持續至今的特殊特徵。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天主教會團體遭遇了第一次迫害。許多外籍主教和傳教士遭到驅逐、幾乎所有中國教會人士和各平信徒運動團體負責人均被捕入獄、聖堂遭到關閉、教友被隔離起來。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國家宗教局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等國家機構組織。其宗旨是，領導和“控制”各種宗教活動。一九五八年，在未經教宗批准下，第一次非法祝聖了兩位主教。由此，開始了一系列嚴重傷害教會共融的行爲。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全中國掀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捲了中國公教團體。那些相對較爲接受政府當局強加的新指示的主教、司鐸和平信徒，也未能倖免。
八十年代，隨著鄧小平推行的開放政策，開啓了一段宗教寬容的時期，出現了一些活動和對話的可能。聖堂、修道院和修會會院重新開放；團體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從中國教會團體傳來的消息證實，殉道者們的鮮血再次成爲孕育新基督信徒的種子——這一團體的信德始終保持著生命力、絕大部分天主教友都作出了忠實于基督、忠實于教會的英勇見證。教友的家庭，成了他們中間信仰傳承的關鍵。但是，新的氛圍也在公教團體內部激起了不同的反響。
爲此，教宗談到了一些牧人們，“有些主教因不願屈從對教會生活的不當控制，且爲了完全忠於天主教的道理和伯多祿的繼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聖”，以確保爲自己的團體提供牧靈服務（第八號）。教宗明確指出，事實上，“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國家機構干涉教會切身生活時，牧者和信友們才這樣做”（同上）。
其他主教們，則出於對教友利益的關心、並將目光放遠到未來，“未經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聖，事後提出要求和伯多祿繼承人及其他主教們完全共融”（同上）。鑒于局勢的複雜性，加之推動重新恢複完全共融的強烈渴望，教宗授予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合法身份的全部職權”。
在認真分析中國教會局勢的同時，教宗本篤十六世深知這一團體倍受教友和牧人都捲入的嚴重沖突狀況的煎熬。但是，教宗突出強調指出，這種痛苦狀況並非爲教義問題上的觀點不同所致，而是“那些被貫以天主教會生活主要責任者的機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七號）所導致的結果。根據這些機構所宣稱的，其宗旨主要是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而這些，與天主教會的道理是不相容的。
此類干涉，才使局勢真正令人擔憂。而且，主教和司鐸們在履行各自的牧靈職責時都倍受控制和約束。
九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各地主教及司鐸不斷要求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和聖座國務院，對如何處理中國教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作出明確的指示。許多人都在問，對政府和強加于教會生活中的國家組織機構該採取什麽樣的態度。也有人提出了與聖事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否可以同那些未經教會批准而祝聖的主教共祭、或從上述主教祝聖的司鐸手中領受聖事等。而中國天主教團體中的某些部分，始終對數目越來越多的主教的非法祝聖感到不知所措。
此外，宗教活動場所登記的法規，以及國家要證明參加愛國會身份的要求，引發了新的緊張狀態和更多的疑問。
那些年裡，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多次向中國的教會發表了文告、呼籲，邀請全體天主教徒合一、修和。教宗的講話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激發了信衆對合一的渴望。但是，很遺憾，與當局的緊張關係、公教團體內的緊張狀況並未能緩解。
就聖座而言，先後對各種問題作出了指示和回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出現的越來越複雜的情況，迫切需要針對整個問題作出新的審視，從而對各種要求提供一個更加明確的回答、使人們了解切實可靠的未來牧靈活動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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